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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發布時間:2017-08-03 18:07  

 【述往】  

學人小傳


公木(張松如),我國著名詩人、學者、教育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詞作者。1910年生,河北辛集人,1998年10月去世,享年89歲。1930年1月在北京參加革命,一生坎坷曲折,經歷豐富傳奇。詩歌創作與臧克家、艾青齊名,詩作有《父與子》《鳥槍的故事》《哈嘍,胡子!》等。長期在大學任教,培養了大批學子,科研著述豐富,在詩論、老子研究、毛澤東詩詞研究等方面成果豐碩,首創“第三自然界”理論范疇。由其作詞、鄭律成作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氣勢磅礴,威武雄壯,還創作有《英雄贊歌》(電影《英雄兒女》主題歌)、電影《白毛女》《豹子灣戰斗》等插曲,整理定型《東方紅》歌詞。這些歌在我國幾代人中廣為傳唱,產生重大社會影響。


公木的一生是追逐理想、堅守信仰、追求真理的一生,是青少年時代就投身革命洪流、為祖國繁榮富強和民族解放事業奮斗的一生,是“以詩歌為生命”為人民勤奮創作奉獻文藝精品的一生,是以極大熱情投入教學科研、“甘化泥土潤花根”為國家建設事業培養大批棟梁人才的一生。 


向前 向前 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腳踏著祖國的大地,


背負著民族的希望,


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


這支鏗鏘嘹亮、充滿英雄主義精神的戰歌,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在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之際,我們不能忘記也不應忘記那位詩人戰士——公木。公木先生雖然離開我們已近20年了,但他創作的軍歌還在,他留下的業績還在,他創造的精神財富仍然鼓舞激勵著我們。


合 璧


1939年7月中旬,抗大總校職工萬余人在校長羅瑞卿的率領下,東渡黃河,開赴前方。政治部宣傳科只留下公木和鄭律成兩人,奉命等待到籌辦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三分校政治部各科室人員一時還沒有調配齊全,在新舊交替之際,他倆緊緊抓住這個短暫空暇的寶貴時間,去實現共同合作創作歌曲的夙愿。


一天,鄭律成告訴公木,他為公木的《岢嵐謠》作了曲。公木很驚訝,近二百行的長詩,譜曲多么費力呀!鄭律成還說,想為《子夜崗兵頌》譜曲,那是公木半年前在抗大一大隊做學員時寫的一首短詩,登在連隊墻報上,詩中反映了他在抗大學習時深夜站崗放哨的一點兒感受。詩寫得很美——


一天鱗云,篩出了幾顆流星,相映溪流嗚咽鳴。是誰彈奏起這一闋鄉曲,四周里低吟著斷續的秋蛩。遠處一點孤燈,像一點流螢,明滅在有無中,畫出了無涯的黑暗,也畫出了山影重重。你可敬的崗兵,手把著槍托,挺立在路口,面對著西風……


鄭律成把這首《子夜崗兵頌》拿去,不聲不響地用詠嘆調譜成一首獨唱曲,然后他用自己的清亮歌喉唱給公木聽,這使公木既驚奇又激動,緊緊握著鄭律成的手說不出話來。此后,鄭律成經常催促公木,讓公木作詞供他寫曲,并誠懇地說:“你是從前方來的,讓我們攜手合作為八路軍歌唱吧!”


鄭律成進一步建議:“咱們也搞一部大合唱吧!”


“什么大合唱?”公木問。


“當然是《八路軍大合唱》啦!”


兩人具體商定后,立即動手創作《八路軍大合唱》,鄭律成作曲,公木作詞。“大合唱”由八支歌組成,要的是這個“八”字。一時間,戰火紛飛的疆場,一隊隊荷槍實彈、奔赴抗日前線的八路軍的雄姿,戰士們英勇殺敵的矯健身影,縈繞在詩人公木的心頭,也縈繞在作曲家鄭律成的心頭。


靈感之火把創作的激情點燃,越燒越旺,終于凝結成火一般的詩行,彈奏出發自肺腑的樂章。公木一氣呵成,寫下《八路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快樂的八路軍》《炮兵歌》《騎兵歌》《沖鋒歌》《軍民一家》,加上原先創作的《子夜崗兵頌》,共八支歌的歌詞。而完成這些創作,他只用了還不到一周時間。


從命題構思,到謀篇造句,唯一的合作者就是鄭律成。以前是鄭律成為公木現成的詩篇譜曲,而創作這些歌詞時,則是公木為鄭律成未成的曲子作詞。兩人配合默契。凡是譜曲需要的,公木都盡力配合,如創作《騎兵歌》,要寫出馬蹄嘚嘚前進的腳步聲;《炮兵歌》要寫出轟隆隆震天響的氣勢;《進行曲》要長短相間,寓整于散,要韻律諧和,節奏響亮,中間還要并排安插上三個四字短句。諸如此類,凡力所能及,公木都嚴格照辦。只要鄭律成滿意,就算拍板定稿了。


公木每寫成一篇歌詞,鄭律成就拿去作曲。當時沒有鋼琴,甚至連手風琴也沒有,鄭律成只能搖頭晃腦地哼哼著,打著手勢,有時還繞著窯洞中擺放的一張白木茬桌子踏步轉悠。意識到公木帶著笑意注視他,他就走出窯洞,躲到崄畔或爬上山坡去“創作”。


譜曲似乎比作詞更費些斟酌,鄭律成也經常用鼻音哼哼出一個調兒來,征求公木的意見。作曲的時間拖得比較長,大約到了這年8月底、9月初,全部編曲才算完成了。鄭律成說:“給詞作曲,如同為虎添翼。”公木說:“為虎生翼,不是一句好話。”鄭律成笑道:“不管它,咱們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動派的虎。生了翼,更兇,更猛,更厲害,有什么不好?”


當鄭律成把“翼”生出來,抗大三分校已經正式開學了,公木搬到三分校政治部住,繼續搞時事政策教育工作,鄭律成則調到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做教員。雖然離開抗大,但鄭律成還是經常回來教歌。三分校的每個連隊,無論在行軍途中,還是在集合會場,到處都在唱:“鐵流兩萬五千里,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炮火震天響,戰火漫天燒,看我健兒抖擻精神個個逞英豪。”


1939年秋冬,這嘹亮的歌聲在延安的山山嶺嶺回蕩著。


1940年夏,《八路軍進行曲》在《八路軍軍政雜志》刊載后,便在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中傳唱。1941年8月,這支歌曲獲延安“五四青年節”獎金委員會音樂類甲等獎。解放戰爭時期,《八路軍進行曲》更名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歌詞略有改動。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頒發試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草案)》,將《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改名為《人民解放軍軍歌》。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重新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草案)》,又將其改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65年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88年7月25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鄧小平簽署了頒定軍歌的命令。


贊 歌


公木晚年曾在抒懷詩中寫道:“光的贊歌永世唱,假如讓我得重生。”意思很明確:假如有來生來世,仍然會以歌頌光明為己任,以鼓勵人們向上為己任,這是他內心深處的呼喚,也是對過去創作的自我肯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頌歌》是公木詩歌創作的重要篇章。


1949年10月1日,是中國人民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除西南、臺灣等地外,均已解放。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慶祝活動如同同心圓,以北京為圓心,一層層向外延展,在廣大城市和鄉村形成一波又一波快樂的波瀾。


在沈陽,游行隊伍人山人海,紅旗如林,鑼鼓喧天,人人興高采烈。公木由長春到沈陽參加東北局會議,正趕上這隆重的慶祝時刻。他前進在宛如潮水的隊伍中,同人們一樣呼喊著口號,慶祝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這個從血雨腥風中走過來的詩人,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刻起,就為了這一天而奮斗不息。置身此情此景,他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就在當天晚上回長春的火車的小茶幾上,鋪開稿紙,寫下了火熱的詩句——


我們走上了寬闊的 


通往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底大道。


枯了的井又冒著清泉,


干了的河床又涌現著波濤。


新中國底太陽披著彩虹,


從燦爛的東方底地平線上,


轟響著升起來了,升起來了!


…………


詩人完全被偉大的歷史時刻所激動著,語言充滿了濃烈的抒情意味。10月2日,公木回到長春,便拿出了這首203行的抒情長詩——《中華人民共和國頌歌》,刊登在《東北日報》上。這首詩里,傾注了他的全部深情,蘊含著他走過的戰斗歷程,那是怎樣的青春年華和崢嶸歲月。這首長詩是公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晚年的冰心女士讀到這首詩,特意寫信稱贊詩意“大氣磅礴”。


禮贊英雄是公木詩歌創作的又一重要方面。英雄,是一個民族最閃亮的坐標。對英雄心懷崇敬,濃墨重彩地記錄英雄、塑造英雄,讓英雄在藝術作品中得到傳揚,這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1950年8月,公木寫了一篇政治抒情詩《烈士贊》。詩中,他寫出了妻子對丈夫的懷念,卻沒有哀傷的情緒,格調高亢,情濃意深,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14年之后,公木創作《英雄贊歌》時,這首詩的意境、形象被再次借用,熔鑄出新的形象,使英雄精神進一步得到升華。


如何處理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的關系,這是文藝界長期研討的一個問題,也是每一個作家和詩人在創作中必然會遇到又必須回答的問題。公木一位弟子回憶:有一次,我們談到某些作家以寫“假”“丑”“惡”現象為自己“專利”時,公木先生竟然激動得站起來,揮著手勢說:“生活中確有很多假丑惡應該寫,但是作家必須用真善美去照亮那些假丑惡呀!”


公木的話語擲地有聲,揭示了文學的本質以及詩人自己堅持的創作理念。文藝不能機械地反映生活,也不能一味地宣揚消極腐敗的東西,應堅持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真善美戰勝假惡丑。公木是這樣認識的,更是這樣進行創作的。


繁 花


公木晚年把自己作詩、治學、為人之道,歸納為:理論(文藝)建設意識,學術(創作)自由心態,真理(審美)追求精神,道德(綱紀)遵守觀念。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時,不媚俗;不唯書,不唯上。


對于上述歸納,公木曾在不同場合做過闡釋,還寫成文字贈送親友。他自己則奉其為座右銘,嚴以律己地遵循之。這個“道”是其一生作詩、治學、為人的經驗總結,遵循這一原則前行,公木取得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


公木的學術研究起步很早,到晚年老樹著華,更是碩果累累,為繁榮發展社會科學一些領域的學術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1935年,公木《屈原研究》一文,署名章濤,刊于《東方文化》3月號上,同年還由北平震中印書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著《中國文字學概論》。1954年,他與楊公驥合寫《中國原始文學》,并共同擬定《中國文學史綱目》。1958年與朱靖華合著的《先秦寓言選釋》,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1月,公木進入人生新時期,學術研究也進入黃金階段,“御風與時間同步”,抓緊一分一秒著述寫作,相繼出版了《詩要用形象思維》《老子校讀》《老子說解》《詩論》《商頌研究》《歷代寓言選》等專著。還擔任全國重點科研項目《中國詩歌史論》的學術帶頭人,主編《中國詩史》《中國詩歌史論》等多卷本專著。皇皇六卷《公木文集》,其中大部分是這一時期完成的。


特別引起學界關注的,是公木在晚年出版《第三自然界概說》,提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論范疇。他對《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將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獻相結合,開拓出學術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高度重視。


與《中國詩歌史論》研究的社會環境不同,公木的老子研究始于“文革”期間,身處逆境,他珍惜寸陰,利用機會,寫出了《老子校讀》的初稿。1973年12月,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面世。公木以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為底本,參照晉王弼,唐傅奕,宋司馬光、蘇轍、明清之際王夫之,清焦竑,近人奚侗、馬敘倫、朱謙之諸家的注本與考證本,就《道德經》上、下篇八十一章逐段、逐句、逐字地作了今譯和解說,通過校勘與注釋,就歷史上存在的有關《老子》書在文字上與句讀上的歧義,作了新的明確的論斷與闡釋,通過今譯和解說,對老子的思想及其理論體系進行了分析和論述。


陳鼓應先生見到《校讀》《說解》之后來到吉林大學訪學,并就老子哲學有關問題與公木交換意見。隨后,雙方商定在老子哲學和莊子哲學研究方面進行合作,并共同出版了《老莊論集》


日本東京大學池田知久教授和日本中央大學齋藤道彥教授在了解到公木關于老子研究的成果后,給公木來信,要求前來訪問。公木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并與之進行座談,就老子哲學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日本金森道尚先生有志于研究老子哲學,曾先后兩次來到吉林大學與公木晤面,并就老子哲學有關問題向公木請教。聆聽了公木耐心細致的說明和解答,金森道尚十分滿意,選擇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刊行的日本版《老子》書十幾種,作為禮物贈送給公木。


公木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就拿老子的研究來說,在參考資料的收集、選擇和占有方面,他力求全面、準確和精細。舉凡有代表性的考訂本或注解本,無論古人的還是今人的,他都力求掌握在手。這樣就為研究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可靠的基礎。在文字、句讀的考訂、訓詁方面,每一個判斷,他都是在搞清楚諸家的注本和考訂本之間存在的歧義的基礎上,經過與帛書《老子》甲本、乙本進行多方面的反復推敲和對比,然后才作出的。這樣做出的論斷就比較精當,很少有什么失誤。在老子的思想、學說的分析和評述方面,他在廣泛地掌握諸家的論述和評估的基礎上,結合老子所處的時代及其社會、經濟、政治的歷史背景,作出了自己獨到的分析和論述。


作者:樊希安,曾任吉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現任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務院參事,出版《雙槍老太婆傳》《公木評傳》《筆端流痕》《愧對蘆薈》《五松居新詠》《總編輯手記》等專著;石麗俠,曾任吉林省招生委員會辦公室編輯部主任,《吉林招生報》主編,出版《物海拾貝》《革命英雄集體故事》等專著。(樊希安
石麗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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